12月15日，以“新时代资本市场法治建设”为主题的“第六届上证法治论坛”在上海举行。此次论坛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主办，北京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联合举办。来自立法、司法、监管部门和高校、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市场专业人士一百余人参加会议。活动现场，与会人士广泛联系立法、司法、理论和实务界的力量，发挥各自优势，深入探讨新时代资本市场法治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务问题，为促进资本市场的法治建设迈上新台阶献计献策。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、我院副院长赵旭东教授在论坛上就公司法是否需要进一步改革，以及我国是否应当启动公司法修改等问题发表主题演讲。

赵旭东教授认为，公司法改革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司治理。他指出，自己对此深有体会，一个体会是法律设计与实践运行脱节，公司治理的法定权力配置与公司运行的实际权利分配脱节，法定的公司治理主体与实际决定公司治理效果的主体脱节。第二个体会是公司治理规范的指向错位，着力点偏离。公司治理规范把关注点和注意力放在了股东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的形式上，而忽略了对实际影响公司治理效果主体的法律规制。公司法应当明确这些主体的法律地位，使其权利和义务相匹配，这才是改变我国公司治理最根本的问题。

　　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资本制度改革。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力度虽然已经很大，但还有进一步修改完善的空间。这就是要与资本制度的放宽、门槛的降低相适应建立一套新的保证交易安全的债权人保护制度。

　　第三个问题是公司担保制度的完善。公司法第16条规定担保制度后，对这个条款的法律效力，以及违反第16条规定的行为有效还是无效，学界一直争论激烈。司法机关长期就这个问题进行探讨，多个部门的意见也难以统一。赵旭东教授认为，这个问题应该交由立法机关解决，明确相关规定，不要让争论持续下去。

　　第四个问题是关于股票制度的修改。公司法当中有若干涉及公司股票的规定，都是在传统公司形态之下形成的规则。新时期的公司有新特点，特别是信息化、电子化、无纸化的交流形式已经普遍使用，公司法这方面的规则需要进行系统梳理。

　　第五个问题是股东大会制度的改革。这方面若干制度需要调整。如网络投票、表决权征集、类别股、股东大会最低出席比例等制度，很多时候已不能满足证券市场、股份公司的需求。

　　第六个问题与风险投资、对赌协议相关的改革。目前，就对赌协议的效力问题，存在有效和无效两种认识。问题的核心集中在公司法的两个规则，一个是盈利分配规则与对赌协议中固定回报条款的冲突；另一个是股份回购条款与公司法关于股份回购限制的冲突。要解决这两个问题，不应采取突破现行法律的方式，而是应对法律进行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。

　　第七个问题是公司决议无效和撤销的问题。公司决议无效制度中规定的撤销期间是两个月，但因部分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时并不通知股东，很可能导致股东丧失主张决议撤销的权利。司法解释力图弥补这样的缺陷，但却因司法越权的问题而未能实现。因此，期望未来公司法在修改时能够彻底调整这一规定。

　　第八个问题是关于隐名投资的法律关系。隐名投资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投资结构，对于这样的情况，由于我国公司法规定不成熟，司法解释不得已作出相应的规定。但是，司法解释不能完全取代公司法，这样重大的问题还是应当通过立法加以系统规定和解决。

　　第九个问题是关于公司股东除名权的问题。公司股东的除名制度是公司法应有的制度，但我国公司法并未规定，司法解释虽然对此作了裁判性规定，但也不能替代公司法对此的制度安排。

　　第十个问题是关于董监高法律责任。这是司法的重大问题，但公司法并未对董监高法律责任的承担，特别是归责原则作出明确规定。由此，监管机构在确定董监高责任时，到底是采取过错责任原则、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还是无过错责任原则，存在理论上的争议。

　　赵旭东教授指出，关于公司法需要修改的问题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：一是深层次改革，如公司治理制度；二是精细化改革，如公司决议撤销、股东大会制度等；三是协同性改革，公司法修改要与证券法、司法解释等保持同步和协调；四是现代化改革，以适应中国经济电子化、信息化的实际情况。期待公司法的修改能够早日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计划，中国公司制度早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。